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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从完全豁免于赔偿责任，到承担代位责任，再到承担自己责任，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概言之，无论是主观法律制度还是客观法律制度，平等原则皆贯穿其中。[108]行政法官完全继受了民法学的观点，将胁迫的要件梳理为如下四项[109]：① 需要存在实体意义上的威胁（menace），行政法官会审查案件中主张受到胁迫的当事人的抵抗能力（force de résistance），以判断涉案行为是否对其构成真正的威胁。

[171] 法国行政协议履行制度中的客观内容，不仅包含单方变更与单方解除，还存在不可预见理论、监督权、指挥权、处罚权等内容，然而单方变更与单方解除一直被视为所有行政协议所共享之制度（其它制度或理论主要适用于部分类型的行政协议），是行政协议区别于民事合同之关键，因此本文仅以此两项权力为例进行分析。由此可见，在当下这个时代，行政法与民法对平等原则的理论认识，均肯定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并统一于对个人之人格尊严的承认与保护。对民事合同而言，合同当事人具有缔约能力为合同的成立条件之一，[112]这里的缔约能力具体表现为行为能力，即法律赋予公民支配及行使全部主观实体权利的资格。梁慧星教授就曾指出，没有人身权，（人就）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主体，甚至不能算作真正的人，因此人身权（……）是享受和行使其他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前提[34]，现代民法（正是）从尊重人性出发，每个人一出生就被赋予了人格和权利能力，对个人意思的尊重，形成私法自治原则和自己责任原则。另一方面，本文还将交叉透视我国民法学及行政法学的相关理论演进，探寻平等原则在行政法领域适用的理论基础及表现形式。

（1）行政协议中的意思主义。比如在1859年，法国第二批铁路网线的建设和运营就采用了政府特许经营模式，政府不得不通过为项目公司的借款利息提供担保的方式，来交换获得对项目开发的技术和财政控制权。[89] 今天的法国公法学者也同样接受这一观点，克里斯托弗·哥梯尔（Christophe Guettier）就承认：无论是在公法中还是在民法中，合同都是双方同意达成一致的结果（le rencontre de deux consentements）。

1982年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自治程度加强，事后核准程序遂变更为事后备案程序，地方政府签订上述重要经济性行政协议后，仅需将协议文本及相关材料送交省长完成备案手续，协议便立即生效，而不必获得省长的核准。申言之，由于经济、社会等因素的不断变迁，公众对公共服务之需求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不断变化，即公共服务易变性原则（la mutabilité），而为了始终良好地组织公共服务，这就必定要求行政主体享有能够突破双方合意，进而单方变更协议中约定的公共服务组织条款的权力。转引自：湛中乐：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之我见——以‘平衡论构建当代中国行政法学体系，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与民事合同一样，理解合同的内容，首先应该诉诸双方当事人表示于外的意思，即合同文本的字面意思。

[52] 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对抗模式下的自我约束理论已经无法解释政府日益承担的积极义务，因为双方之间的不平等法律人格在各类积极义务中完全失去了意义：政府的事务已经超出了提供司法、警察和战争防御的范围。[173] M.Long, P.Weil, G.Braibant, P.Delvolvé, B.Genevois, op.cit., p.125. [174] CE Ass. 2 février 1987, société TV 6, Rec. 29. [175] CE 22 avril 1988, Société France 5 et Association des fournisseurs de la cinq, Rec. 29. [176] Laurent Richer, op.cit., p.233. [177] Ibid., p.221-222. [178] M.Long, P.Weil, G.Braibant, P.Delvolvé, B.Genevois, op.cit., p.126. [179] Laurent Richer, Droit d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9e edition, LGDJ Lextensoédition 2014, p.233. [180] Ibid., p.222. [181] Ibid., p.223. [182] Ibid., p.235. [183] Larticle 15-2-2 de lArrêté du 8 septembre 2009 portant approbation du cahier des clauses administratives générales applicables aux marchés publics de travaux. [184] CE 11 mai 1990, OPHLM de la ville de Toulon, req.68689. [185] Gabriel Eckert, op.cit., point 10. [186] Larticle 11 de lordonnance n°2004-559 du 17 juin 2004 sur les contrats de partenariat. [187] Larticle 31 B du modèle de cahier des charges de concession pour le service public du développement et de lexploitation du réseau de distribution délectricité et de la fourniture dénergie électrique aux tarifs réglementés. [188] CE, sect. 29 juillet 1943, Ministère des travaux publics c/ Société routière Colas et société générale des routes économiques, Leb. p.221. [189] François Bernet, « Un nouveau recours devant le juge du contrat : laction en rétablissement de létat antérieur du contrat », Droit Administratif n°5, mai 2013, comm.33. p 27. [190] Larticle 31 B du modèle de cahier des charges de concession pour le service public du développement et de lexploitation du réseau de distribution délectricité et de la fourniture dénergie électrique aux tarifs réglementés. [191] M.Long, P.Weil, G.Braibant, P.Delvolvé, B.Genevois, op.cit., p.942. [192] CE 27 Octobre 2010 syndicat intercommunal des transports publics de Cannes, Rec. 850. [193] Laurent Richer, op.cit., p.234-235. [194] Christophe Guettier, op.cit., p.437. [195] CE Sect. 27 octobre 1978, Ville de Saint Malo, Rec. p.401. [196] André de Laubadère, Frank Moderne, Pierre Delvolvé, op.cit., point 718. [197] F. Llorens, « Les pouvoirs de modification unilatérale et le principe de léquilibre financier dans les contrats administratifs », RFDA 1984, p.45. [198] 以政府采购协议为例，2009年颁布的政府工程采购协议示范文本第46.4条规定：当采购人基于公共利益解除本协议，承建人有权获得解除赔偿，即以协议约定之价款为基础，减去已经履行部分的价款，再乘以双方协议约定的百分比，若无约定，则按5%计算。

[111] 2.客观法律制度 然而，行政主体以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为使命，当仅强调意思主义的主观法律制度不足以保障公共利益时，作为协议当事人的行政主体还需要接受客观法律制度的约束，以确保其作出的缔结行政协议的意思表示真正地指向公共利益。（2）行政协议的双方当事人，均服从契约严守义务。从理论上看，行政主体的单方变更权与单方解除权，都渊源于行政主体所自然享有的组织公共服务的权力。这就使得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不应该再表现为不平等的法律关系，相反，行政机关与公民（……）应该是平等的，这个大原则是肯定的。

[40] （法）莱昂·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冷静译，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23页。与民事合同一样，行政协议的标的必须是存在的、确定的、可能的、合法的。[80], /p （三）小结 总体而言，无论是民法还是行政法，其理论的现代演进都逐步肯定了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另可参见：金平、聂天贶、吴卫国、赵万一，见前注[9]，第13-14页。

此种交替式二元性的特征，就导致行政协议中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并不必然指向《合同法》第三条所规定的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的训条，进而能够与行政主体之单方变更权及单方解除权协调并存。[68] 罗豪才：关于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的研究，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页。

③ 只有当威胁采用的手段不正当时，才构成胁迫，这意味着若以行使法定权利为威胁，并不构成胁迫。概言之，非经双方当事人合意，行政协议之内容在原则上不得变更。

第一，行政主体缔结的行政协议，必须符合本机关的职能设置。因为卖菜的农民在这个领域里与他完全平等。这点已被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所反复强调，[158]具体而言，行政法官会追溯协议达成时的谈判文件，[159]或者分析双方当事人在实际履约时所表现出来的对协议的理解，[160]以探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合意。[85]公法制度正是以处理此种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为使命，由此，行政法上的平等原则便仍维持着其与民法平等原则的不同，[86]概言之，前者并不以双方在权利、义务上的对等为必要，而更强调整体意义上行政主体之权力与相对人之权利的结构性均衡。[196] 换言之，协议相对人在缔结协议时对成本及收益的预期必须得到充分的维护，据此，在变更或解除协议时，行政主体就不仅应该赔偿相对人所承受之直接损失，而且必须赔偿相对人预期收入的损失。参见：Léon Duguit, Etude de Droit Public I : LEtat, Le droit objectif et la loi positive, Albert Fontemoing 1901, p.98. [58] Ibid., p.97. [59] 在这样的一项协议中，公共权力机构—无论它是国家、省、城镇，还是殖民地的公共权力机构—委托一个个体公民负责在某些确定的条件下保障一项公共服务的运营，而这些条件是包括在一份被称为‘特许状的书面文件之中的。

本判例即将单方变更权普遍适用于所有的行政协议，而不再局限于1910年案例中的, 政府特许经营协议。（1）行政协议中的意思主义。

[176]而公共服务之易变性的极端情况，即表现为公众对一项公共服务已经不再需要，或对该公共服务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此时，行政主体亦不宜再继续保留原公共服务，[177]由此即产生了单方宣布协议解除的权力。在19世纪，法国行政协议制度尚未建立之时，虽然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和政府采购合同都由行政法院管辖，但行政法官完全适用民事合同规范来调整，因此，当时的行政主体，只能通过给予私营企业更多优惠的方式，来换取私营企业更好地满足公共服务的需要。

四、权利（权力）配置平等：平等原则的制度呈现 法国行政协议制度的经验表明，行政协议制度由主观法律制度与客观法律制度结合而成，二者之间相互协调、交替并存。法国行政法学家奥里乌阐释到：国家权力的自我约束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权力自己弯腰而成就的，（……）这最初表现为行政体系内部的等级科层模式，并给予行政相对人提起申诉的机会，最后，建立了一套在其内部的行政审判体制，越权之诉就是最为重要的自我约束手段。

20世纪80年代，法国行政法学者安德烈·诺巴德赫（André de Laubadère）教授将政府特许经营定义为私营企业运用自己的资金投资建设基础性工程，并用自己的人力、物力保障其运作，自负盈亏，通过公共服务的用户付费（redevance）来获得收入的模式。2.客观法律制度 然而，当以尊重合意为核心的主观法律制度无力恰当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时，特别是当严守合意之内容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受到严重伤害时，则有必要引入超越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客观法律制度。此即保障公共利益之优先性的体现。[11] 参见：吴汉东、闵峰：社会主义商品关系与民法平等原则，《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3月30日，第47页。

[100]② 经济上的错误都不能主张合同失去效力，因为其在本质上属于计算错误，而这就如同商业风险一样，应该由犯错者自己承担：对于价格的错误从来没有被接受过，不论是由行政主体造成的，还是由相对人造成的。[75] 罗豪才，见前注[73]，第54页。

[97] Benoît Plessix, op.cit., p.13-14. [98] 尹田，见前注[95]，第97页。摘要:  行政协议乃是行政主体主动进入市场、寻求与市场主体开展合作的尝试，双方当事人只能通过平等协商才可达成关于权利、义务的合意，进而建立行政协议关系，这与民事合同完全一致。

[178] 由此，无论是单方变更权，还是单方解除权，其行使既不必提前获得相对人的同意，也不必首先诉诸行政法院，获得行政法官的认可，而即可径自作出变更或解除的决定，并直接执行。注释: [1]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244号河南新陵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辉县市人民政府管辖裁定书。

在法国，应由部长代表中央政府签署行政协议，并且行政协议的标的应该属于本部门的分工领域。回顾法国行政协议的实践历程，我们发现，当行政主体进入市场寻求合作时，其也同样无法逃脱价值交换规律的客观约束。而另一方面，其也对该权力的主体权限、行使条件、实施后果设置了诸多限制，特别是允许双方当事人通过约定将权力行使条件具体化，并授予行政协议相对人向行政主体主张全额赔偿的权利。即便该案法官也承认，涉案协议属于典型的BOT模式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但基于上述的考虑，法官仍坚持认为其不属于 行政协议。

[80] 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第51页。因为，不同于民事合同以实现意思自治为目的，行政协议乃是以调动市场的力量从而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其法律制度要求能够恰当地协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因此，当双方当事人之合意严重有悖于公共利益时，即应该引入构建双方权力与权利结构性均衡的公法性制度安排，以兼顾公共利益相对于私人利益之优先性与私人利益相对于公共利益之根本性。

可见，确如佟柔教授所言，即便是部长亲自到市场去购买蔬菜，双方也只能讨价还价、平等相待。[63]这里的公法性的制度安排，用加斯顿·杰兹（Gaston Jèze）的话说，乃是指基于公共服务之规范且持续性运作的考虑所必要的制度安排。

然而，法律地位的平等化并未让行政协议完全消融于民事合同之中，其特殊性从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转变为目的上的公益性，进一步具体化为行政协议之内容必然包括以维护公共服务之良好运作为目的的客观制度安排（即公法性的制度安排），此非当事人能够主观自由地约定。[15] 可见，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政府特许经营与政府采购（包括：政府工程采购与政府货物采购），共同构成了行政协议的最初具体形态。